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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论“孝”观念的产生与发展——兼谈“孝”的现实意义

摘要：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古代社会稳定、家庭和睦的客观需要。孝观念的孕育、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，从远古的氏族部落、尧舜时代到夏商两朝、周代社会，孝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且其内容在不断完善。可见孝是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道德需要。今天研究孝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，使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　　按常理，中国的孝道自从“五四”时期遭到猛烈抨击，早该是一只死老虎，没必要打了。但实际上，除了某些特殊时期，中国人脑子里的孝道观念根本就没有动摇过，孝、孝敬、孝道，仍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常用词，并且是显而易见的褒义词。时至今日，检索一下作为中国高级文化汇聚之地的学术专著和学术期刊，大量以孝为题的研究更是充满了陈词滥调。为什么这个“孝”字屡打不死，总是如此轻而易举、不动声色地就回来了呢？为什么在现代伦理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新时代，我们还是绕不过“孝道”这个坎？
　　《伦理学大辞典》（朱贻庭主编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）对“孝”的解释是：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，有三层含义。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，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，继承祖先的事业，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；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，恭谨地侍奉父母；三是立身行道，效忠君主，立业扬名，以显父母。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，而在现代生活中，孝道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，比如，祭祀祖先没那么勤勉庄重了，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，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多样化了。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，孝道的“现代意义”到底在哪里呢？也许，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，孝道的“寄托”和“治疗”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孝道可以为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指明方向，为他们的心灵带来安慰。与此同时，当一个中国人要对孝道提出质疑的时候，总是难脱不孝的干系，会有近乎原罪感的负疚感，因而必须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所以，要对孝道观念提出质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，站在权力话语的上端，全面审视“父权”的合法性。
　　这正是鲁迅在八十六年前的做法：“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，我们便该无须客气，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，摆出父亲的尊严，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。”（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）在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中，鲁迅还说，“中国觉醒的人，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，便须一面清结旧账，一面开辟新路。”可惜，现在新路已经开辟，旧帐却未结清，在父子问题上，我们依然睡眼惺忪。
　　作为一名父亲，我对于孝道观念的最鲜明的感觉可以一言蔽之：孝道是对“父亲”这一称谓的最大污辱。在我看来，孝道观念中的父亲形象，实在是“禽兽不如”。作为一名尚未衰朽的父亲，我要说，如果有人要把我纳入孝道的序列，让我占据一个较高的位置，享受孝道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，我将轻蔑地拒绝。在陪同女儿一起成长，经历了因她而来的幸福的家庭生活之后，假若有人自告奋勇，要用无论哪一种版本的孝道来规范我和女儿的关系，让孝道在我们家里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——我将毫不客气地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。
　　众所周知，几乎所有较为高等的动物都会尽心尽力养育、呵护它们的后代，而且不求回报。即使我们没有见过鲸鱼如何给它们四岁大的子女喂食，在子女迷路或搁浅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它们，我们至少见过狗和猫如何温柔地躺在地上让幼崽吃奶，并且用舌头爱抚它们，和它们嬉戏玩耍，从不生气，它们不会跟幼小的子女争夺食物和住处，不会体罚幼小的子女，更不会故意抛弃它们的后代。然而，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所发明的孝道，却有一个基本的预设：父母抚养子女，甚至仅仅生育了子女，就是一种恩惠。这样一种预设，隐藏在民间的人情世故中，也隐藏在文学作品中。其中隐含着一个不便明说的推论：即使父母遗弃和虐待孩子，孩子也应该对父母保持“孝”和“敬”。当人们谈论父母的诸般恩情的时候，那种语气和表情似乎在告诉其他的人：父母本来是不应该收养我们的，父母对于子女没有任何天然的责任。
    1923年，朱自清在一篇题为《父母的责任》的文章中写道：“在目下的社会里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！”又说：“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，以家族为本位；应以幼者为本位，以社会为本位。”现在，天下已经有了很多负责任的父母，但在我们头脑当中，我们是否已经以幼者为本位了呢？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否仍在为不负责任的父母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呢？按照孝道，一名父亲，仅仅因为他在人类繁殖过程中的一点生物学上的作用，就有资格享有无上的权威和无穷的福利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，什么样的文明？
　　一般而言，在孝的问题上，摆事实、讲道理很难奏效，和孝道的基本“原理”进行争辩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，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系列强词夺理，甚至自相矛盾的规范，外加一系列荒唐的注释——比如《二十四孝》中的故事。其实，孝道的观念与其说是一种道德观念，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判断，或者干脆称为“孝道情结”。所以，孝道才一直有着广泛的市场，尽管人们并不一定身体力行，那套观念却处处“深入人心”。人们真心假意地宣扬孝道，一方面是为了“规训”后代，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心理需求。为此，他们宁愿在父母膝下长跪不起，甚至愿意象传说中的老莱子一样，七十岁了还在父母面前“装嫩”，在讨父母欢心的同时，自己也无限欢喜。可以说，他们的人格是暴君、奴才和婴儿的混合体。
　　如果说伦理道德最终不过是一系列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软性规定，它必然要涉及到利益的分配，那么，由拥有强权的人——父亲——来指定规则，并且没有留下任何修改的余地，规则就必然变成腐朽、可耻的教条。弱者死于强者之手，通常有两种方式，一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，一是借助话语的力量，堂而皇之的要求弱者自愿为强者牺牲。后者不留痕迹，更易流行，也更为可怕。而当这种话语渗透家庭伦理的时候，其后果则令人不寒而栗。
　　显然，如果孝道是一项不平等条约，努力维护这项条约的人必然是条约的受益者。而在父权和夫权占据统治地位的家庭中，孝道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是父亲。在孝道观念的表述中，道德律令的实际发出者就是父亲，却借用了子女的口气。今天，我们应该叫这个隐藏的父亲站出来亮相，公开地宣讲孝道的基本原则，以及他自身的利益所在，而且不要借用任何祖先或天地的名义。让我们看看他如何能够大声宣告自己的特权，如何能够毫不羞愧地规定自己单方面享有的权利，规定子女单方面承担的义务。
　　孝道是一种建立在强权和利益诉求之上的规范，却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。而我们知道，强权的威逼，利益的引诱，在道德上只会导致大量权宜之计的产生，而无助于内在之道德准则的建立。孝道观念是强者对弱者的公开压迫和欺骗，尽管它恩威并用，且有艺术相助，但它换来的只能是对生命力的压抑和摧残，而虚假的秩序和消极的反抗，必然导致亲子关系的恶性循环。如果父亲的权威和尊严仅仅建立在孝道之上，而没有亲子之爱作基础的话，那么，一旦父亲不再掌握家庭财政大权，父亲的权威和尊严也就消失殆尽了。在历史上，对孝道的强调，似乎总是与孝道的受冷落、受嘲弄的尴尬处境相辅相成的。正如鲁迅所言，“就实际上说，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，其实早已崩溃。这也非‘于今为烈’，正是‘在昔已然’。历来都竭力表彰‘五世同堂’，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；拼命的劝孝，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。而其原因，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，蔑视了真的人情。”但伪善的孝道，其生命力在子女们的各种孝道表演中显得更加长久。比如，不重父母生前的奉养，而重父母死后的葬礼，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。而“举孝廉，父别居”之类的荒唐现象，也绝非上层社会才有的稀有案例。在文学作品当中，儿女们多半都在感激慈母，而不是感激严父。在咱们这个国度，从未见过有什么伟大的父爱，即使是朱自清笔下的那个父亲，恐怕也并不多见。否则，何以如此令人感动却又显得如此怪异？
　　在汉语中，除了“多子多福”、“天伦之乐”之类含混的暗示之外，为人父母的喜悦，以及对于新生命的赞美，对于孩童时代的赞美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。而对父母养育之恩的赞美，却不绝如缕。孩子能否带来乐趣，能带来什么样的乐趣，这一问题一直被主张孝道的人们忽略了，或者也许是隐藏起来了。孩子所能带来的，大概也不过是为长辈增添了更多的奴隶，为祖先增添了一些陪葬品。这样的父母，实在是可怜的。事实上，以不平等的家长制为前提，将义务和情感捆绑销售，是孝道观念长盛不衰的秘诀。而当孝道观念完全由一种情感判断所主宰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有一个讨论的平台。孩子对于父母的感激，无论达到何种程度都不为过分，但如果没有对于孩子的赞美，而且把个人感情的表达升格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，就难免要使亲子关系失去平衡。
　　平心而论，孝道观念所设计的家庭伦理秩序是有它理想的一面的。父慈子孝，毕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美好的生活图景。问题在于，孝道观念片面强调子女的义务，并且附加了太多义务之外的过分的要求，而对属于强者的父母一方则没有任何有效的道德约束。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，如果对于违规行为缺少足够的警惕和防范之心，对于频繁发生的意外缺少必要的应对措施，最终必然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制度。这即使不是别有用心，至少也是疏忽大意。但疏忽只能是一时，并不能解释长久的历史循环。可以说，古代的儒生们在解释孝道的时候，更多的是在顺应一种既成事实，谁也不愿意得罪那些掌握已经权力的父亲——以及象父亲一样拥有无上权力的君王。而且，即使他们有能力修改规则，他们恐怕也不愿意修改那些显然对他们自己有利的规则了。
　　古人将孝道视为天经地义，极力神化，与之相比，现代人替孝道辩护，似乎更有人情味。其理由大体有三：一是父母年纪大了，子女必须赡养父母；二是父母有恩，子女必须回报父母；三是应该尊敬老人。但我们知道，赡养父母，是基本的法律义务，回报父母，则是个人的情感选择。至于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，更应该看一个人的品行是否值得人们去尊敬，而不应该依据亲疏远近和长幼尊卑。养育子女，赡养老人，这些最基本的道德以至法律的要求，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“美德”，正是中国文化的可悲和滑稽之处。现在还有大量的“学术论文”一本正经大谈“孝文化曾表达了中国人民敬老养老的优良美德，在当代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”，以及“追本溯源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”之类的论调，不知是真的不知就里，还是装糊涂
　　孝道观念时常死灰复燃，借尸还魂，说明生活虽然改变了，但我们尚未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代替孝，所以只好旧瓶装新酒，修修补补。说得不客气一点，这个散发着陈腐气味的词如此流行，足以说明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人在精神上仍然是侏儒。其实，新词早已出现，那就是“爱”，可惜我们一向只乐意用它来指称男女之爱。孝与爱，遵循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。孝道的维持需要依靠强权，弱者，尤其儿童，是别无选择的。而在爱的关系中，强者对弱者的关怀、尊重和抬高，才是爱的开始。在孝道框架内，父母和子女都受制于一种强权话语和等级制度，无法正常表达内心深处的情感，在长久的压抑之中，爱很容易被人为地扭曲、利用以至榨干。父母和子女间的爱，在孝道之中转换成了权力话语和道德秩序的一部分，而丧失了本来的面目，丧失了其超越性的力量。这也许是中国文化日益走向衰朽、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　　说实话，我不相信中国的父母真的那么糟糕，真的在前赴后继地扮演孝道观念中的父母角色。我不想指责历史或现实中的父母们，也不愿把他们想象得那么不堪。中国人生存的艰辛，是历史和现实每天都在告诉我们的信息。我更愿意相信他们的良知未泯，相信他们作为人之父母的、近乎本能的慈爱之心不会泯灭。但同时，我也认为，由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，孝道观念曾经为生存艰难的父母们逃避责任、放纵私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借口。与其说孝道观念是一种必要的安慰，不如说孝道观念是一种卑下的诱惑，它有足够的力量把父母们引向自私自利，使他们忘记爱的需要，使中国人丧失爱的能力。在咱们这个国度里，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，而这种虐待往往显得如此自然，如此合乎“人伦”，岂能不叫人心寒？
　　我认为，每一个成年人——尤其是成年男性——都应反思自身所持有的孝道观念，将自己与后代的关系放入孝道的话语框架当中去重新审视，而不应该因循旧说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孝道不仅仅涉及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什么义务的问题。它更涉及到我们从孝道观念当中可能获得什么特权和好处，而我们所深爱的后代有可能遭受什么样的损害的问题。儿童是民族的未来，孩子是一个父亲与未来社会之间的最重要的纽带。每一个孩子的降生，都是一次让人得救的机会。孩子的降生，有可能加深一个男人对于爱的理解，而这种爱，在某种意义上比男女之爱更加“纯净”。

我认为，每一个成年人——尤其是成年男性——都应反思自身所持有的孝道观念，将自己与后代的关系放入孝道的话语框架当中去重新审视，而不应该因循旧说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孝道不仅仅涉及到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承担什么义务的问题。它更涉及到我们从孝道观念当中可能获得什么特权和好处，而我们所深爱的后代有可能遭受什么样的损害的问题。儿童是民族的未来，孩子是一个父亲与未来社会之间的最重要的纽带。每一个孩子的降生，都是一次让人得救的机会。孩子的降生，有可能加深一个男人对于爱的理解，而这种爱，在某种意义上比男女之爱更加“纯净”。